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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忆与上海怀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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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的寓言:王安忆与上海怀旧

2002年01月04日09:53:52 大洋网 张旭东


  序:停顿中的城市,或现代性与它的梦幻世界
  
  在现在被认为经典之作的张爱玲1943年写的小说《封锁》中,上海这座作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现代化缩影的城市,陷入了停顿之中。当读者通过有轨电车进入这个繁忙的、不眠的远东商业中心的时候,虚幻与现实在介入与体验城市的方式上融为一体。在故事的开头,城市的进程看起来几乎是预定好的、稳固的和理性的,就像有轨电车的铁轨,在阳光下闪耀着,向前无尽延伸。叙述者提醒我们,“如果没有空袭,如果不碰到封锁,电车的行进是永远不会断的”。直到故事结尾,我们可能会觉得,正如这个故事所要说明的,由于都市的内在逻辑,没有什么(甚至包括太平洋战争)能改变大城市的进程或穿透现代都市生活的神秘面纱。由此看来,这场使城市暂时陷于停顿的空袭看上去像一次消防演习,这演习由一位目光敏锐的、顽皮的作家所导演,而她的目的不过是在她的文学速写本上添上新的一页。然而,当紧紧封闭的现代大都市的内部生活在一个梦幻般的时刻展现在我们面前,当这个城市随着时间经验的无意识节奏被悬置、变更和凝固起来,一个现代性的寓言诞生了。
  
  当警报声渐渐消逝后,生活的洪流在既定的框架中变得明晰了,都市的广阔空间现在被塞入了一辆有轨电车里,“运动、流动性和无休止”这些城市的特性让位于“凝固和破碎”,城市空间的开放被堡垒般的城市所取代,在经济、社会和等级关系等方面,城市内部的“碎裂”状态由它的居民的自我保护本能而表现得淋漓尽致。故事一开始,城市从无休止的喧躁到怪诞的寂静这一超现实转变,由小说开头的寥寥几段就表现出来了:
  
  电车停了,马路上的人却开始奔跑,在街的左面的人们奔到街的右面,在右面的人们奔到左面。商店一律沙啦啦拉上铁门。女太太们发狂一般扯动铁栅栏,叫道:“让我们近来一会儿!我这儿有孩子哪,有年纪大的人。”然而门还是关得紧腾腾的。铁门里的人和铁门外的人眼睁睁对看着,互相惧怕着。
  
  ……街上也渐渐地也安静下来,并不是绝对的寂静,但是人声逐渐渺茫,像睡梦里所听到的芦花枕头里的窸窣。这庞大的城市在阳光里盹着了,重重地把头搁在人们的肩上,口涎顺着人们的衣服缓缓流下去,不能想象的巨大重量压住了每一个人,上海似乎从来没有这么静过--大白天里!一个乞丐趁着鸦雀无声的时候,提高了喉咙唱将起来:“阿有老爷太太先生小姐做做好事救救我可怜人哇?阿有老爷太太……”然而不久他就停了下来,被这不经见的沉寂吓噤住了。
  
  张爱玲没费多少笔墨就将焦点集中到了一个现处僵化状态的城市的梦幻般的模糊的隐秘处--即电车里的封闭空间。在那里,陌生人面对面地紧挨着,但都决定不理对方,拼命地把注意力从这令人发狂的、没有正常活动的无聊时间中转移出去。
  
  我们应该记住的是,到1942年,上海经过了早期的人口膨胀和物质扩张后,无可争议地崛起成为中国贸易、金融、生产、消费和娱乐中心,并成为远东最重要的都市。它的生活时尚和步伐紧跟伦敦、巴黎和纽约,它的日常生活与其说与中国其他部分相连,不如说同西方现代都市文明息息相通,也就是说,上海似乎只是偶然在地理上属于这个国家。和上海的世界性魅力以及豪华奢靡相比,东京像是一个省城,而香港还仅仅是一个沉睡的渔村。
  
  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现实主义作家(其中最有名的是茅盾)曾试图抓住这个城市庞大综合体的社会整体,从政治经济和阶级逻辑等方面来描写上海,并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新感觉派作家(如穆时英、刘呐鸥和施蛰存)则全力寻找上海风景所产生的感觉上的光和声,以及精神美感的戏剧或它带来的震惊效果。这两派都以动态的城市来构造情节,甚至都必须由它来引导情节。他们试图提供一幅城市的全景图,表现出这一远东的大都市的最活跃、勤勉的状态。和这些现实主义和新感觉派作家全都是外来的不同,张爱玲这个22岁的少女,出生在上海,并一直生活在上海。她好象决心领悟上海的内心,也就是说,当上海处在不设防的、停业的、心不在焉的、梦幻的状态时,当由于一些偶然的事件(如战争和暂时的封锁)使城市遭困和孤立无援的时候将它一举捕获。结果,张爱玲在电车里找到了普鲁斯特在茶杯里的玛德兰点心中发现的东西。
  
  这就要在城市打盹时,悄悄溜进它的潜意识里,查看它的睡梦。如果说现实主义者和新感觉派看到的是上海身着光彩夺目的夜礼服的样子,张爱玲则看到了穿着“褴褛工作服”(“shabby work garb”)的城市,对本雅明来说,后者是一种更能说明问题的存在方式。特别是用文学表现出来后,我们可以看到现代都市是具有讽刺意味的颠倒的运转/停顿(work/off-work)的复合体。正如普鲁斯特,张爱玲相信不正常的状态比正常的状态更能有效地流露出内心活动来。在张爱玲的作品里,总是有序地、系统地出现城市的隔阂、懈怠、空虚和精神障碍的状态。在每天的此时,这城市应该是像充满了蒸汽的发动机般地剧烈颤动着,但现在却是寂静笼罩着这城市,困倦的情绪开始四处弥漫。平常像两条鳗鱼那样不竭地一伸一缩、一伸一缩、无尽向前延伸的电车轨道,现在只剩下闪着的光,好象在告诉人们城市已经瘫痪了,陷入了单调、无聊和僵死的状态中。乘客来自城市的各行各业,有商人、股票经纪人、银行会计师、医科学生、教师、家庭主妇和小店主,他们都毫无疑问地陷入了这一不安的、灾难性的、空虚的困境中,他们都在勉力填充着交流的空白(Erfahrung,经验交流),为的只是逃避难捱的寂静的经历(Erlebnis)和城市的静止状态。他们什么都读,从报纸的残片到发票、名片和街头标志,只求不堕入无聊的黑暗海洋,不跌入陌生的无常深渊--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反物质的颠倒的世界。张爱玲用一种久已遗忘的语言,通过探察现代大城市的梦幻世界、它的慢动作形式、它的负片影象,掌握了现代大城市体验的错综复杂。她使时钟停止了,也使所有活动悬置了起来。她通过观察电车中的人群切入城市内部。自从西美尔(Georg Simmel)以来,电车不仅仅是进入工业城市内部的机器,而且实际上是体验现代都市时间-心理(tempo-psychological)结构的时间机器。在这狭小的空间里,在这被迫的静止状态里,支撑这一现代都市的威严外表的心理和社会基础在顷刻间瓦解了,乘客们在白日梦和幻想的世界里陷得更深了,精神变得更加混乱和脆弱。
  
  在《封锁》中,有一个值得记住的细节,穿着时髦的银行会计师吕宗桢在电车中无事可干,只好看裹在报纸里的菠菜包子,那是他刚从银行附近的面条摊子上买的:
  
  他轻轻揭开报纸的一角,向里面张了一张。一个个雪白的,喷出淡淡的麻油气味。一部分的报纸粘住了包子,他谨慎地把报纸撕了下来,包子上印了铅字,字都是反的,像镜子里映出来的,然而他有这耐心,低下头去逐个认了出来:“讣告……申请……华股动态……隆重登场候教……”都是得用的字眼儿。不知道为什么转载到包子上,就带点开玩笑性质。
  
  可以肯定,这个玩笑开得让都市居民感到真正的玩笑正是他们自己。吕宗桢心情不太好。由于他妻子的不合理的要求,他得忍着饥饿,抱着包子满街跑,一想到自己在他人看来一定显得笨拙和荒谬,就高兴不起来。他那刚要开始的、半心半意的、注定没好结果的罗曼史一定会像笑话那样结束,而且在他们决定进行下去之前,双方都知道结果会是这样。这个玩笑也是关于这个城市本身的:当一切保持在原位的时候,整个时空秩序却错乱了,现在得用一种不同的阐释手法去弄懂它。
  
  张爱玲在《封锁》所呈现出来的是一种幻影似的内部景象,这是由日常的都市生活体验的颠倒的秩序所构成的,就像是镜子里的映像一样。用拉康的观念来看,无意识是由他者(Other)的语言所构成的,颠倒的形象正是无意识的世界适宜的隐喻。张爱玲把文学视角,实际上是一种批判的、破坏性的洞见引入到现代城市居民空虚、单调的时间体验的表面。她正是通过这样来阐释无意识世界的。对于这种无意识,它的利必多(libidinal)乌托邦或它的难以控制的潜能,张爱玲没有感伤的幻觉。空袭警报一解除,上海像平常一样回到商业世界中去了。在这段时间里,经过一段虚伪--一种沿着它自身的真实与虚幻的轨迹的虚伪--的罗曼史后,吕宗桢回到了他的原位。女主人公也回到家中,她知道他的电话永远也不会来了。读者一样意识到,仿佛在封锁期间发生的一切根本就没有发生。上海仅仅是打了一下盹,仅仅做了一个不可思议的梦,一个自我消融的幻想。
  
  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被孤立、围困的上海,张爱玲令人眩目的首次亮相,也标志着她文学生涯的顶峰。虽然她在冷战初期继续撰写了几部小说(其中一些近似赤裸裸的宣传),并且随着夏志清《现代中国文学史》(1961年)的出版,成为被从新中国的公众记忆中抹掉了的文学传奇人物,但在,她后来一直在走下坡路。然而,她明显的文学天才可以在《封锁》这样的作品中找到证据。在这篇小说里,上海的内在韵律,它的空间和关系的复杂性,它的精神上的烦闷,它肉体的机械似的律动,它的道德沦丧,它的实利主义者的执着,冷酷的算计,它的感伤的自恋的神经质似的迸发等等,都被张爱玲毫不费力地用聪敏的技巧表现出来了。张爱玲当时可能没有想象到,她的作品将成为后来每个书写上海的人的典范,人们得从这个典范中寻找灵感和权威。令她更没有想到的是,她在小说《封锁》中所捕获到的停顿的城市很快成为了一种范型,在她的小说里,上海沉浸在梦幻般的、感伤的时刻中,这时刻后来竟变成了一场没完没了的梦魇,这就是被海外一些文学批评家称为“灾难”的革命和共产主义。直到现在,那些“真正热爱上海的人”还试图从这场梦魇中醒来。一种从中清醒过来的途径就是冒险退回到一个被遗忘了的时代,退回到更深的历史之梦中去,直到过去摇身一变成了未来,梦想成了乌托邦。在上海的文学表现语境中,这意味试图重新创造这个城市过去的殖民地-资产阶级时代,并把那段记忆变成了通往后革命、后社会主义想象的通道。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张爱玲进入中国现代伟大作家之列的时候,中国现代文学史正在进行系统化的“重写”。这一场现代中国文学研究的修正运动,它本身就是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历史体验这一更大工程的产物之一,这一现代性过去是以新文化运动、革命和社会主义这样的分期和范式来界定的。它试图从陈腐散漫的官僚主义中脱离出来,挑战现代中国历史的直线的、目的论的观念,拒绝把它的社会-文化体验教条主义地简化为主流意识形态的正统解释,于是,新的话语体系和叙述方式出现了,带来了一种更为复杂的理解过去的方式和一种多元的文化创作空间。现代化的民族优先性,解放的社会具体意涵,对仍未确定的未来的乌托邦式的拥抱,被来自西方的形式的、风格的、技巧的、话语的、理论的创新所激励并且加以吸收,所有这些联合起来产生了一种新的现代主义文化语言,而这又反过来给融入普遍历史的集体渴望带来表述的明晰性和复杂性。
  
  当后时代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努力与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日常经验达成妥协,它同时在寻求把后革命、后社会主义经验根植入一个更大的世界历史的制度化的政治文化谱系之中。这时,一个突出的含糊出现了。现代派最好的著作都有意无意地通过现代主义的国际语言和词汇把革命或社会主义经验理性化。这样就把新的媒介更为坚定地放入文化的、符号的和意识形态的产品的全球秩序之中,也就是放入市场的引力场之中。诚然,中国这种理性化的内部趋向自从八十年代晚期以来就深深地扎下了根,并通过市场化、公司化和商品化方面的努力,通过把中国经济平稳融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产生出了社会政治上的特殊变化。正是这一渐长的理性化进程讽刺性地界定了所谓的中国后现代性。一方面通过世俗化(secularization)和社会自由程度的加深,另一方面通过对正常状态和秩序的重新追寻,1989年之后的社会和文化范型的特性确定了下来。
  
  通过欢庆“现在”,通过把现在与基于市场理念--当然“市场”,在中国特殊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中,还保留着一定的不确定性和开放性--的普遍的历史相联系,中国所谓的后现代主义的反乌托邦热情有时也创造了它自己的乌托邦,一个保守的乌托邦。九十年代最为显著的潮流之一就是文化怀旧,它可以视为这种意识形态剧变的一个感伤的注脚。上海在大众文化市场和文学及学院式讨论中的重新出现,可以看做是这种趋向的组成部分,这一趋向寻求以移情设计(empathic projection)来替代中国现代化的不完全的、不确定的、开放性的规划。这种移情设计是把现在投射到历史年代的更大的组合中去,以便把革命和社会主义从集体记忆中抹去。不管有多少可以说与后革命时代大众(无可否认,这一群体有自己的政治时机,例如最近由像《中国可以说不》这样的书所引发的消费民族主义的声音)出现后的市场经济的民主实践有关系,在社会想象、政治话语和文化生产中,乌托邦维度的消失导致了现代中国历史经验的非历史性的重组。这是张爱玲在知识话语中重新出场的意识形态语境。尽管她作为中国半殖民地资产阶级现代性的作家具有颠覆性和讽刺意味,她还是被这种语境唤起作为这个城市的守卫天使。在她的注视下,这个城市的物理深度(physical depth)和文化密度(culture density)屹立为不受革命干扰的历史时间的纪念碑。而我在本文中无非要表明这位寓言家的寓言作品(以及她在当代中国--一个不同的时空--的回音),也是一个批判和揭示社会、政治、心理和符号等方面力量的焦点。我们不仅能看到如本雅明在论文〈巴黎--十九世纪的首都〉的最后一页上所写,“资产阶级文明的丰碑,在它还没有树立起来之前就已经倒塌了”。我们还可以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纪念碑在世界其他地方被象征性地模仿、重建的艰难过程。通过消费大众和市场经济的崛起,资产阶级终于找到了它的政治上的转世,到达他们的政治后半生。
  
  
  一、混乱的城市:阶级和历史的连续性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中产阶级意识的纷乱和毁灭是在停顿中的城市这一意象中捕获到的。在王安忆1993年写的短篇小说《“文革”轶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逻辑用一种不同的秩序重新被概括和展现了--这就是阶级代码的瓦解,而这种瓦解恰恰证明了阶级作为社会历史主体的存在。这使得在文革中陷入革命狂热的海洋中的上海成为生动的历史存在。把张爱玲和王安忆联系起来的,不是怀旧感,也不是有关这个城市迷人的颓废的文学文献,而是一种具有穿透力的观察。这种观察既把城市在时间的洪流中碾成废墟,又使得这片废墟成为停滞、凝固了的历史时间的客观代言人。在《“文革”轶事》里,上海再次被迫进入了一种打盹的状态。它瘫痪了,失去了往昔的光彩。这一局面的产生不是由于战争,而是由于主义者的革命狂热在1966年发动的政治风暴。这是“东方的巴黎”被陈毅元帅指挥下的人民解放军攻克17年后的事。陈毅后来成为“人民的上海”的首任市长。但是王安忆小说中的少数怀旧的彷徨者发现这个城市拒绝向时间、衰老或厄运的结果屈服。这使他们惊喜交集,满心狐疑,随即又悲从中来。上海经常在最出人意料的时刻,在整个故事中出现和再现:它令人吃惊地抓住了读者和故事主人公,发出令人安慰却又悲伤的信号:即这个城市将会用智慧战胜和经受住它的农民统治者以及他们强加给这个城市的制度。
  
  在新事物中意识到旧的东西,或者确切地说,把握住不同的历史时间混杂而且共置于上海日常生活的结构中的方式,在这方面王安忆是独一无二的。《文革“轶事”》开篇用一种巴尔扎克式的方式介绍它的男主人公赵志国,和他的未婚妻张思叶--一个前资本家的女儿:
  
  赵志国是那种小弄堂里的精英,尤其在七十年代灰溜溜的上海街道上,他带有一种平地而起的味道。他好像突然出现似的,以他一米八十三的身高,骑一辆三飞的自行车,疾驰而过。他的发型是那种经过革命而显得含蓄的“飞机头”,隐约透露出上一个时代的摩登气息。他的脸形有点像美国好莱坞明星马龙·白兰度,也是含蓄化了的。当他走在工宣队的行列里,进驻到上海一所师范学院时,张思叶对工人阶级的面貌增添了新的看法。其实,在那个年代,上海这城市,“青工”这字眼往往意味着一种现代的现象。他们年纪轻轻的,就有了薪水;他们头一年买自行车,第二年买手表;他们的衣着,是这城市里最时新的;他们的口头禅也在这城市里蔓延流行。这和我们从马列教科书上读到的无产阶级形象相去甚远。但是从另一些方面来说,“青工”又是个俗气的字眼,它是考不上大学,没有受教育的代名词。这两种看法,很像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不同阶级对新生市民的不同观念。张思叶是属于后一种观念的阶级的,她以前做梦也不会想到,会去和一个青工有什么瓜葛,这也是时代做成的一桩好事。
  
  这里面值得注意的是城市透过阶级面纱而呈现出来的方式,而新社会则致力于消除阶级的存在。探测为日常生活常规所掩盖的阶级结构和阶级特权,在王安忆的文学感受中最为突出。正是这些东西使得上海在社会主义中国的再现成为可能,尽管这种再现只有在时代之后的文学机制中才具有明晰性。阶级,精确地讲,它的压制(隐瞒)、曲解、记忆和恢复,成为看不见的城市用来揭示自己的内部风景。阶级阵线的交叉,不同阶级成员位置的交换,都被表现为一种混沌状态。这种混沌使一种想象的秩序,一种世俗的乌托邦变得栩栩如生。王安忆用一种现象学的转换把“青年工人”变成消费者,并以此开始故事。其效果并不在于她对中国工人阶级正统形象的直率的颠覆,而在于她对消费文化及其文化、心理和意识形态的辩护的鞭辟入里的描写中。通过这种描写,她的人物被展现在赤裸的、冷酷的社会关系中。
  
  当阶级被作为王安忆的上海讽刺系列的切入点,阶级分析就成为一种文学视角。这种视角揭开由记忆和怀旧产生的这个城市多情的外表。像张爱玲小说中的电车及其空间内的“非理性”的时间一样,在王安忆这里,阶级意识即上海小资产阶级的自我意识把这个城市从里向外翻转过来,由此它也把上海重新建立在一种更古老更经久的物质、文化和时间心理秩序之中。这种秩序比中国社会主义试图建立的秩序要古老、经久、普遍。它也更具有世界范围内的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与它相比,革命只是一种暂时的无序状态。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停顿中的城市摧毁了运转中的现代大都市的中产阶级的常态和“理性”;在王安忆的作品中,混沌中的城市以一种悲伤的意识和一种喜剧性的嘲弄和讽刺向往着、追忆着它的资产阶级、半殖民地过去的古老形象。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上海完全转变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庞大的生产中心,它有着最大的、受过良好训练的、组织最佳的和最有政治觉悟的工人阶级。在无产阶级中,上海很快也变成了一个政治中心:当在那被围困的首都和国家官僚主义作斗争的时候,在从理论上保卫思想方面,上海走在了前列。上海在筹备一个由激进知识分子和工人组织头头联合组成的班子,这班子后来占据了中国的权力中心,动员了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学生进行不断革命。在打倒市政府和党委后,他们在1966年成立了上海公社。但是,王安忆并不在意上海作为共产主义中国的生产车间在统计学上的真实,而是关心这个城市如何将自己保持在深深的、不可改变的消费主义(consumerism)和怀旧之中。这是一个消费者的生活世界,正是这种消费主义和怀旧,使上海变成一座对抗国家的城市,一种抵抗自然的文化,一种抵抗前现代无时间性(premodern timelessness)的历史。正是这种对肤浅和无意义的爱好,使得王安忆能够深入考察上海隐密的、超自然的、与众不同的短暂的、怀旧的乌托邦似的内心。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第五代电影导演在试图捕获中国社会的“自然现实”的过程中,把目光转向中国乡村贫瘠的黄土地寻找灵感。对他们来说,由于那时中国缺乏发达的都市和市场经济,乡村比城市更能提供一种发达都市和市场经济所缺乏的审美的现代主义乌托邦的环境。然而,到了九十年代,文化-思想的焦点明确地转移到了城市。和早期张艺谋或田壮壮的摄影本体论的内在紧张比较起来,王安忆书写上海的方式明显是普鲁斯特式的。我们在他们的电影里看到光秃秃的群山绵延地在天空下伸展的地方,在王安忆的小说中取而代之的是机巧的对话和无情的流言蜚语填充了城市的大街小巷,还有精致的着装和就餐方式,社交场合所必需的烦难的形式与礼仪,对于那些悠闲的、固定的参加者,这可说是最为重要的事情了。取代八十年代文化热中人为制造的哲学苦行,王安忆通过文学和社会学的具体性,通过构成她小说中角色的物质和精神生活的“细节”,传达了一种历史感觉。她努力解决中产阶级上海那训练有素的、仪式化了的光滑、错综复杂的外表,而不失去深入这种生活形式的深层(和它琐碎的表面)的穿透力直觉。这使得她的作品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领域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九十年代的文学是由当下的现实的闪光假象所笼罩着的,其中包括“怀旧”的文化思潮。但是对王安忆来说,如果不了解上海的阶级代码(class codes),不了解上海对尘世生活的满足的琐碎细节具有的隐藏不住的感情,是不可能了解上海的:城市的“深度”表现在它的中产阶级特性里,在它与自己的接连不断的罗曼史里,在于对逝去的但却要被重建的生活形式的忠诚。所有这些可以解释为什么上海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现实的明显的冷淡与漫不经心。这种现象在北京就没有表现得那么充分。上海与北京保持着一种谨慎的疏远。社会主义城市空间的现实更多地是直接由那些欠发达的、普通的、庸俗的和没有鲜明特点的省会城市所表现。这些省会城市是在时代建造起来的。“做外地人是最大的不幸”,一个王安忆小说中的少年这么想。
  
  把上海作为城市阅读,就是阅读它的残留的但实际存在的中产阶级文化/日常领域和中国社会主义的抽象概念和话语之间的勉勉强强、摩擦不断的婚姻关系。《文革“轶事”》开始的介绍段落,马上就展开为更巴尔扎克式的、对来自不同阶级背景的两个人的婚姻的阶级背景分析、经济评定、甚至财务计算:赵志国的工人阶级背景给张思叶提供了保护,使她这个即将中专毕业的学生留上海更容易些。尽管张思叶的资产阶级家庭没有政治上的屏障,但它的旧有资产就象位于上海“上只角”的房产一样是真实存在的。就像所有认为“六十年风水轮流转”(426页)的精明的上海人,叙述者给张家这样的富裕家庭投了信任票。唯一“遗憾”的事情是张小姐长得像“普通人家的女儿”,而相反的是,赵志国“像是个资本家的漂亮大少爷”。但是,他们马上提醒自己这个事实:赵志国的父亲是一个领月薪的职员,一个无足轻重的人。而张家是老上海资产阶级的一员,他们靠在国有化企业中获得的定息生活得很舒服。这收入来源是由共产主义政府的“新民主主义”政策所保护的。然而,叙述者马上告诉我们,这种看似天衣无缝的经济合理性基础纯粹是混乱的,这婚姻之所以看起来很合乎逻辑,仅仅是因为时代本身完全就是混乱的:
  
  张思叶能和赵志国做成一桩好事,全是钻了这时代的空子。这时代是一个什么都不讲究,什么都不计较的时代。这城市也是一个什么都不讲究,什么都不计较的城市。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相继破除了许多清规戒律,为张思叶和赵志国铺平了道路。因此,此时此地,他俩的事情并没有引起什么轰动,要说有那么一点,也不过是为这乱哄哄的世道再添上一宗乱罢了。
  
  值得注意的是,王安忆的写作经常是从底层入手的,也就是说,使自己叙述视角和普通上海居民差不多没有区别。结果,无情的反讽感觉揭露出了异化生活的深度。尽管赵志国在“领会生活的精华方面无人能比”,并且“能一针见血地将它发掘出来”,当他第一次面对张家的女人们时,他感到拘谨。当他意识到自己多么确切地知道“他自己好象面对整个敌对的阶级阵营似的,这真是一场阶级斗争啊!”(429页),一种调侃的笑容浮现出来。可以肯定的是,在他的斗争中,他并不孤单。张思叶的大嫂胡迪菁马上认出了赵志国俊秀面貌下的“下等人”本色,之所以这样,部分是因为她自己的中产阶级背景,某种程度上也有她自己在张家的地位并不稳定的原因。正是这想法使他们形成了一种联合,并且这两者之间马上就足以成为“不道德的纠葛”。然而,尽管胡迪菁觉得他有吸引力,但这并没有阻止她最后给赵志国决定性的一击,把他从张家赶了出去,因为赵志国是她丈夫遗产继承权的潜在威胁。赵志国最后成了一个局外人,他既不属于上海的工人阶级,这是他自己使自己与之保持距离的;他也不属于上海的中产阶级,因为这个阶级从来没有接纳过他。故事的结尾,赵志国日夜在城市漫游,最后他意识到,在这个他原打算留下的城市没有他和他妻子张思叶的容身之所。他们终于离开了这城市,到了数百公里以外的一个小城去工作。
  
  正是在这种叙述框架中,上海是作为怀旧的对象出现的,它同时也是一种忧郁的失落的源泉,一座冷峻的、孤傲的、打上阶级符号的城堡。它既是一个阴谋的网络,却又固执地认为自己天真无辜。它的回忆的语法特征是这样一种过去完成时的假设句式:要是没有革命的话,上海本可以是这样的或那样的。由于革命和文革,上海以前的主人生存的社会土壤完全被铲除了,他们就象是受了伤的动物,退缩到这些巨大的、黑暗的房间的几乎无法辨识的深处,耐心地等待着他们的下一次出击。和赵志国与张思叶这种没有爱情的婚姻比较起来,赵志国和胡迪菁之间谨慎的私通占据了这出戏的中心。他们都在旧上海的最后年代度过了青春时光,都很熟知好莱坞电影,在厨房的家庭派对上,当他们把手放到对方身上的时候,他们都没有忘记舞步的走法。正是通过这种上海人互相吸引和背叛的关系,使这城市看起来像是“上演外国戏剧的巨大舞台”:
  
  这是一个什么事情都到了最后的年代。上海的街道上,当当行驶着最后几班电车,马路上的铁轨有一种告别往事的神情。有许多孩子在准备着离开这个城市,去往边地和农村。他们写着血书,打了红旗去到革命委员会请愿。“革命委员会”带有临时政府的面目。人们有时走在街上,会忽然停住,不知从何处传来一阵气息,往昔的风扑面而来,又倏忽而去,人们又惊又喜,惆怅满心。因此,这还是一个送别往事的年代,人们心里都在割裂着什么。……这是欧式房屋上爬山虎长得格外茂密的年代,它们遮掩了一面墙郁郁葱葱,热热闹闹。……
  
  一个时代结束,另一个时代开始。对张思叶和她天真的妹妹来说,她们生活在其中的、这个夺去了她们一切的时代,是一场永远不可能从中甦醒的噩梦。而对赵志国,正是这一时刻使他可以像个超现实主义诗人一样在城市废墟上来回游弋。然而,和超现实主义者们不同的是,赵志国像一个迟到者那样表达他的敬意,对这个城市的经久不衰的魅力产生敬畏并被征服,而不是用一种新的反抗的艺术形式扬言要把中产阶级的价值炸成碎片。在他的忧郁中,外景和内景结合到一起来了:
  
  这房子布满遗迹,就好像一座繁荣时期留下的废墟。壁炉架上欧洲风景的瓷砖画,浴缸上生了锈的热水龙头,积起灰垢的热水汀,裸着的电话机插孔。这些遗迹流淌出典雅的气息,这气息对赵志国既是打击也是安慰。这些遗迹就好像是一个破落贵族的光荣的徽号,它们叫赵志国又悲又喜。赵志国走进张家这房子可说是他首次体验这城市的繁荣景象,却已是这景象的凋零之秋。他无法排遣他的虚浮之感,似乎不在现实之中。
  
  在张爱玲小说中的电车效果又一次找到了它的变体。如果没有和真实年代的距离感,王安忆笔下的许多上海人物的真实性存在是不可思议的。像波德莱尔笔下的巴黎,这里的上海是现代的,同时又是“秘密的”城市,它期待考古学家和后革命时代来的寓言诗人对它进行远距离的凝视。
  
  正如王安忆最近很多关于上海的小说,在《文革“轶事”》中,有一种超出阶级和社会盛衰变迁的城市生活的神秘特性:世俗日常生活的精致与繁杂瓦解和抵消了历史的震荡和它的“宏大叙事”,它充满于时间之中的是毫不忸怩的肉体放纵以及被称之为生活的艺术的东西。在王安忆的小说里,上海既擅长隐藏自己的秘密,又擅长以最琐碎敏感的方式和近乎宗教性的严肃来揭示这些秘密:
  
  这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那样富于情调,富于人生的涵义:一盘切成细丝的萝卜丝,再放上一撮葱的细末,浇上一勺热油,便有轻而热烈的声响啦啦地升起。即便是一块最粗俗的红腐乳,都要撒上白糖,滴上麻油。油条是剪碎在细瓷碗里,有调稀的花生酱作佐料。它把人生的日常需求雕琢到精妙的极处,使它变成一个艺术。……上海的生活就是这样将人生、艺术、修养全都日常化,具体化,它笼罩了你,使你走不出去。
  
  而在上海,日常生活领域是躲避历史和它的激进化形态的最后的避难所,它也是一块练习意识形态移情的训练地。这种移情总是关涉到对时间、历史和社会变革的政治信念。当今的主流观念已经无需哲学的遮羞布,而最近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福山的“历史的终结”论中找到了更通俗易懂的表述。赵志国的悲哀既有对自己的危险处境的悲哀,对他在由阶级决定的社会空间中无处逃遁的反映,又代表着对饱和消费时代的一次早产的、没有回音的呼唤。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这个时代的无可争辩的事实在他那里还只能以晦涩而含糊的美学方式来想象和体验。他几次都突然哭起来,被自己对这个城市没有预料到的发现而感动。他发现它在漫长地走向毁灭,但仍然生存着,就像他自己一样。一天晚上:
  
  他就像梦游者一样走上晒台,他穿过薄肖的夜幕,看见远处俄式建筑顶上的红星,他忽然间热泪盈眶。他想起那里原是哈同花园的旧址,“哈同”这名字带有上海这城市起源的味道,还带有上海传奇的味道。他想这城市衰败的了这样,却还那么情义绵绵,空气令人销魂。他这会儿看见了这城市上方浮动着微明的市光,这是这不夜之城最后的微弱的余光,是光的余烬飘散在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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